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寻找银行人的精神坐标

作为一名银行员工，我早已习惯了数字的精确、流程的规范与风险的管控，直到最近重读了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意外地为我的职业生活投下一束光，让我重新审视银行柜台后的生命意义。

第一次读《我与地坛》时，是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上。“一个人，出生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，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；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，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，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我被史铁生面对命运重创时的从容所震撼。二十岁突然瘫痪，这对任何人都是毁灭性的打击，而他却在地坛这个“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”中，完成了从绝望到接纳的精神蜕变。

作为银行人，我们虽不至于遭遇如此极端的生命转折，但日复一日的业绩压力、客户的误解抱怨、金融市场的波动不安，同样构成了一种慢性煎熬。史铁生教会我的是“职业瘫痪”下的生存智慧——当我们觉得工作陷入僵局时，需要的不是硬碰硬的对抗，而是寻找自己心灵的“地坛”，在那里重新获得观察与思考的距离。对我而言，这个“地坛”可能是下班后的一本好书，也可能是与一位智慧客户的深度交谈。在这些空间里，我得以暂时抽离金融世界的功利逻辑，回归到服务本质的人文思考。

《秋天的怀念》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，文中的母亲默默守护着残疾儿子，敏感而又小心翼翼。史铁生笔下的母亲“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，得有这样一段过程”，她理解儿子需要空间却又无法放心，这种矛盾的母爱令人动容。银行人的工作节奏快、压力大，我们常常把最耐心的一面留给客户，回到家却精疲力竭。书中那个不敢打扰儿子却又时刻牵挂的母亲形象，让我想起自己多少次对家人的不耐烦，多少次缺席家庭重要时刻。史铁生是在母亲去世后才真正明白她的苦衷与伟大，我开始尝试在工作中划定更清晰的边界，把最好的情绪能量也留给家人，在金融服务者与家庭成员这两种角色间取得平衡。

《我与地坛》最触动我的，是史铁生对“职业残疾”的超越。身体的局限没有限制他精神的翱翔，反而使他的思考更加深邃。在工作中，我们常常陷入一种专业误解，用金融术语筑起一堵高墙，以风险管控为由拒绝理解客户的实际困境。史铁生让我看到，真正的专业精神不是冷漠的合规，而是在理解局限的基础上寻找可能性。一位老奶奶来办理业务时因耳背交流困难，我不再机械地提高音量重复条款，而是写下关键信息并配以手势沟通；遇到客户因资料不全办理业务受阻时，我不再简单地拒绝，而是尽力帮助客户寻找替代方案或提供改善建议。这种服务转变的背后，是《我与地坛》启发我认识到：金融工作的尊严不在于专业的展示，而在于如何带着自身的局限去贴近客户的需求。

地坛对史铁生而言不仅是物理空间，更是精神容器，承载他的苦闷、思考与顿悟。而银行对我们银行从业者来说，也不应只是冰冷的交易场所，更应是承载客户生活希望与人生故事的精神空间。一位退休阿姨来办理取退休金业务时，与我分享她年轻时如何成为业务能手的故事；一个毕业生来办理工资卡时，眼中闪烁着对新的人生阶段的期待……这些时刻提醒我，每一笔业务背后都是鲜活的人生。《我与地坛》教会我以“人类学眼光”看待银行大厅里的每一次相遇——客户不是KPI数字的贡献者，而是带着各自生命故事前来的旅人；风险管控的终极目的不是拒绝，而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找到服务与安全的平衡点。

合上《我与地坛》，回到银行的数字世界，我发现自己的职业视角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。业绩指标依然重要，但不再是唯一标尺；操作规范必须遵守，但执行中可以多一分人性考量；与客户的关系超越交易，成为互相理解的生命交集。就像地坛的古柏见证四季轮回却静默如初，银行人也应当在市场波动与政策变化中保持服务的恒定温度。当技术让银行业务越来越便捷时，我们更需要守护那些无法数字化的价值——对客户命运的体察、对金钱背后人生故事的好奇、在规则与人情间寻找通融的智慧。

山西运城农商银行 丁婷婷